曾在鼎盛时期被匈奴打败的月氏，后又在史书上离奇消失，这个千古谜团牵动着王建新的心。从46岁那年，他开始将寻找大月氏作为自己的职业目标，迄今为止已经25年。初见王建新，他提溜个水壶，披着一头灰白长发，眉毛浓密粗犷，声音中气十足，已经71岁的他仍在皇冠登陆入口welcome的办公室伏案工作。当时，正值暑假，校园里安静极了，阵阵蝉鸣，入耳来。“如果我们不对其他地区的文明进行研究，怎么研究中国文明？从这点来说，我们必须走出去。”王建新曾如是说道。如今，他已经是丝路考古界的权威专家，为中国在中亚考古学界争取到了一席之地。但回到最初，引导这位长者走向历史的，似乎也只是那几个小小的瞬间。
王建新第一次对历史产生兴趣，是在十五六岁。那是1968年，他进入西安市第三十一中，就在西安市自来水公司后面。那年头上学和现在不一样，还要挖防空洞、烧砖、箍洞口。这样一来，上课的时间就不多了。不过，历史课老师胡伯才还是给王建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胡老师烟瘾大，预备铃响时，他就在教室门口点一根烟，使劲抽，好像要把烟抽到肚子里去。正式铃一打、烟头一撂，就进去讲课。他不带讲义，知识全装在脑子里，用讲故事的方式将历史娓娓道来。胡伯才的课没人捣乱，因为只要有人一捣乱，他就停下来，拿出一根烟抽完再讲。耽误了别人听故事，捣乱的人就成了众矢之的。这样的课堂在那个年代显得尤为珍贵，为王建新选择考古学埋下伏笔。王建新上学时，三线建设正在陕西开展地如火如荼，各地工程都集结了大量民兵，而交通要道——襄渝铁路（陕西段）却人力严重不足了，由此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三线学兵。陕西省抽调了25800名初中毕业生，作为知青上山下乡的一种形式，参与襄渝铁路的建设。王建新就是其中一员，他记得很清楚，出发那天是1970年的8月19日。
图注：西安学生组成的三线建设“学兵连”
两年时间，襄渝铁路完工前，王建新在铁道兵49团就地参军，一直到1977年退伍。退伍前一年，他和几位战友接到任务，到北京丰台站运货，前前后后待了三个月。这期间，他和战友认识了一个朋友，名为刘德林。刘德林是老北京，其父是早前燕京大学的教授。1957年，刘德林还被选为留苏预备生，后因政治原因未能成行，反而去了山西的一个煤矿进行劳动改造。他俩认识的时候，王建新23岁，刘德林37岁。这段时间，刘德林领着王建新和战友逛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骑自行车、坐大巴，那时所有景点都是免费的，逛得不亦乐乎。刘德林对各处文物古迹的来龙去脉如数家珍，王建新每次都听得入迷。北京之行给王建新带来了很大影响，七年后，他再次去北京拜访刘德林时说道，“我学考古是受了你的影响。”
逐步蜕变
选择考古，既有偶然，也有必然。
王建新复员那年，刚好是恢复高考第一年，他得以有机会进入大学继续学习。报志愿时，他填了两个：一皇冠登陆入口welcome考古学，二北京大学考古学。如此排位的原因很简单，离家近。不过，这时的王建新还很懵懂，对于未来没有太多规划。直到1983年夏，他从皇冠登陆入口welcome毕业留校任教，并得到机会去北大进修，成为最后一届有此机会的教师。在北大，王建新不断吸收着新的知识，“能听的课我都听，我又不要成绩，就是听课。”对于很多学科来说，那是一个“拨乱反正”的年代。王建新说：“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考古学内部形成了一个补课（的风潮），把过去丢的东西要捡回来”、“很多上学时候不能讲的，这个时候就可以讲了”。在北大的这一年，他正好赶上这个转折期，因此受益良多。他跟着考古大家俞伟超，俞伟超经常用哲学性的思维来讲述考古学，王建新对于这门学科的理解产生了很大变化。那年，他在北大校园度过了自己30岁的生日，突然一下子觉得“要重新来过了，很多东西不一样了”。
图注：2015年在撒扎干遗址考古发掘现场时任驻乌大使孙立杰会见王建新教授和留学生苏河
后一学期，他跟着严文明去山东考古发掘。严文明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体系的创建者，他告诉王建新：“发掘遗址的时候你不能只盯着这个遗址，一定要关注这个区域和它周边相关时间空间的情况，要按一个大空间的概念去考量。”这句话对王建新的影响延续至今，也成为他在丝路考古中的重要准则。1986年，为了学习日本的高等教育经验，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选10个人去日本学习高等教育管理，王建新在选拔中脱颖而出，比下去了许多日语专业的人。他回忆道，他是第一个面试的，提前准备的3个相关议题几乎成为整场面试接下来的母题，因此得到了主考官的认可。
那时，中国的考古学深受日本影响。自1972年中日建交，日本历史学界开始与中国频繁开展进修、访问活动，其研究成果也迅速进入中国。而到了王建新上学时，考古学生的第一外语也成了日语。王建新后来意识到，相比英语，日语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在当时，掌握日语帮他获得了前往日本进修的机会。
挑大梁
1986年的国庆，王建新和选拔出来的同学一行10人到日本，其他9人被留在大阪外国语大学继续学习半年日语。他孤身前往奈良教育大学，整个学校只有3个中国留学生，又是不同学科，他像被丢在只有一人的孤岛。指导教师来自横滨，语速极快，非常考验日语听说水平。半年以后，同学再相见，他居然成了日语水平最高的那个。隔年，他参加在日外国留学生辩论比赛，甚至拿到了金奖。与此同时，他开始和日本考古学界深入交流，参加会议、调研遗址，甚至写了一篇研究日本天皇陵墓的文章，在日本考古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而他的辅导老师担心王建新不务正业，毕竟他的主业应该是高等教育管理。但之后，他给老师超额交了三篇论文，老师说“你该干啥干啥去吧”。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已经掀起了一股丝绸之路热。1979年，NHK联合央视拍摄了一部丝绸之路纪录片，片子播出后在日本影响空前，掀起了一阵旅游热潮，之后每年有将近500万日本人前往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旅游。1988年3月，日本还举办了一场丝路博览会。“可以说丝绸之路研究热是从日本开始的”，王建新这样描述那时的情形。但王建新真正开始关注丝绸之路考古，是在1991年。
图注：2023年王建新赴赴乌参会
那年初夏，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樋口隆康应邀来皇冠登陆入口welcome做讲座，王建新作为陪同翻译。在前期沟通和讲座的过程中，樋口隆康反复提出了一个问题：“月氏人的故乡在中国，那么中国境内月氏考古的文化遗存在哪里？”王建新答不上来，之后开始关注这个领域，时不时地收集些资料。此外，自日本归来后，有一件事让王建新得到了很大的锻炼。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俞伟超——也就是王建新在北大时的老师，号召开辟了一块“新考古学”在中国的试验田——河南渑池班村遗址。
当时，小浪底水库项目已经决定上马，水库建成后这片遗址将被彻底淹没，因此他们放开了手脚，成立了新中国以来的第一支“多学科综合考古研究”队。其中有几年时间，王建新被任命为现场负责人，所有人在他的协调下开展考古工作。不久后，经过锤炼的王建新成为皇冠登陆入口welcome考古教研室主任，此时，他的前辈、老师们大多已经退休，学科建设的重任就自然交到了新一辈人的肩上。清华的李学勤先生知道王建新上任，让学生捎来一句话，“皇冠登陆入口welcome搞考古，就一定要搞丝绸之路考古。”
寻找大月氏
西安玉祥门外，有一尊名叫“张骞出使西域”的雕塑，远远望去，张骞手持旄节骑在马上，高大且威严。西汉时期，汉朝使节张骞正是从此出发前往西域，寻找游牧民族——大月氏，以求联合对抗北方强大的匈奴骑兵。然而，在寻找大月氏的路途中，张骞被匈奴俘虏，被迫留居十余年后，趁机逃亡，辗转库车、疏勒等地，翻过葱岭，经由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最终到达月氏国。但此时，西迁后的大月氏已安于和平的生活，不愿意再与大汉联手抗击匈奴，张骞只好返回。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张骞的足迹已被风沙掩埋，但由他开辟的这条丝绸之路，却成为连接东西方的重要纽带。此后，中国古代文献《史书》《汉书》中对大月氏的历史分别进行了记载，但遗憾的是，考古学界长期以来并未真正找到大月氏的历史踪迹。走马上任的王建新将皇冠登陆入口welcome学科建设的锚点落在了大月氏。追寻大月氏，补上中国对大月氏考古的空白，成为他接下来20多年的目标。
图注：2017年乌兹别克斯坦拉巴特遗址发掘现场王建新教授向当地官员介绍工地情况
1999年，中国考古学年年会的闭幕式快结束时，王建新站起来提议，“中国考古学是时候走出国门了”。他给出了两点理由：第一，大国考古学不能只拘泥于国内；第二，中华文明探源不能不关注周边国家。开启没有前人经验的事业，注定艰难，但也意义非凡。他带着团队向西出发，从陕西、甘肃一直到新疆境内的天山地区。在东天山南麓的考古论证，他们突破了游牧民族没有固定住所的既定认知，初步确认了古代月氏人的故乡不在河西走廊，而在以东天山为中心的区域。
因此，进入中亚地区寻找月氏遗址，是完善证据链条的必然选择。王建新进一步解释，月氏西迁中亚后成为了当地的统治者，但月氏人生性不好战，对贵霜实行着比较宽松的统治，深度影响了当地的农牧关系，这是颠覆国内外学术界已有认识的成果。2016年，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河州拜松城外的拉巴特遗址，当地居民修房子取土的过程中，发现地下存在文物与墓葬，考古队当时判断这应该就是月氏时代的遗址，在经过三次挖掘之后，143座小型墓葬得以重见天日。王建新说道：“基于时代特征、空间分布、墓葬习俗等特点，这都和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的月氏西迁巴克特里亚地区的内容相符，所以我们将此处确定为古代月氏的文化遗存。”自此，月氏的神秘面纱终于被揭开。
西域行者
通过对中国古籍文献的钻研与后期的实地挖掘，王建新考古团队还先后确认了康居文化的特征和分布范围，以及月氏西迁中亚后文化的特征和分布范围，又进一步厘清了古代月氏和贵霜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贵霜王朝是月氏人建立的，贵霜人也是月氏人的分支。但通过我们的考古结论，发现贵霜人与月氏人是两种不同的人群。”王建新认为，早期贵霜时期，也就是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到公元1世纪初，这100多年间，月氏人曾短暂成为当地的统治者。但因为其统治较为宽松，贵霜人崛起，替代了月氏人的统治，而后才渐渐形成贵霜帝国。
图注：2016年中乌联合考古队工作照
历史中透露出民族性格，相比于传统游牧民族的好战，月氏人更加爱好和平。大月氏最初生活在东天山一带，是东西南北的交汇之地。他们的思想更加开放，除了游牧，还从事商业活动。但这样的考古结果还尚存争议。王建新指出：“目前，我们的种种考古结论和证据，已经逐步被国际考古界所了解，但要达成全世界的共识，还需要更加系统性的证据链条，这也是接下来的一个工作方向。”
譬如，在中国考古队的引导下，乌兹别克斯坦出现了历史上首次工业生产为考古事业让道的案例。2019年，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某个砖厂，工人在取土的过程中，挖出一堆文物，当地民众告诉考古队人员，他们立刻前往此处，认定这是早期贵霜的一个重要遗址。中乌两国考古学家一起站在推土机前，让推土机停了下来。随后，立即向当地政府反映，直到最后把电话打到总理办公室。接电话的人说，按照惯例，三天后才能答复。但最终，在考古队的极力劝说下，第二天，州政府派人前来协调——推土机停止推土。不久，砖厂撤出遗址区。
“这是中乌两国考古工作者合作从推土机铲子下，抢回来的一个重要遗址！”
在历史中回望
王建新寻找大月氏的过程，其实也是中国考古学的一部发展史。
在王建新进入中亚之前，中亚考古的话语权长期被法国等西方国家所垄断，作为大月氏故乡的中国却说不上话。如今，随着在中亚考古的逐渐深入，中国的成果也在逐渐显现，各种联合考古队应运而生，中乌合作、中塔合作等双边合作自不必说。而在更加深入中西亚的阿富汗，王建新一行也跟法国人探讨，“中法+”的可能性。法国人在中亚考古的历史已经超过百年，王建新说，“我们想抛开它，是不可能的。”异国考古，难度陡增。王建新带领团队在中亚见招拆招，一些开创性的“方法论”对当地考古事业的颇有进步意义。
图注：2015年王建新教授指导中乌年青队员发掘工作
与西方探险家掠夺式考古不一样的是，中国考古队将坚持守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思维带到了中亚。王建新举例说：“一方面，我们把中国的回填方法推广到中亚，避免了挖掘后满目疮痍的景象；另一方面，由我们倡导在考古挖掘的当地建立起文化遗产的保护场所、文博馆。比如，在发掘撒扎干大型墓葬时，考古队采用了文物保护监控大棚，并安装了中国的环境检测和监控系统。”在国外开展考古研究，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多语言的环境，考古团队一方面鼓励年轻的教师和学生学习各种语言。另一方面组织国内外学生与老师开展海量编译工作，将国外的考古研究成果翻译为中文，以快速精准地吸收外国文献以及前人的考古经验。
王建新谈道，为突破语言障碍，他们另辟蹊径，在中亚当地直接招收、培养当地的学生，让他们深度参与到现场实地的考察中，经过多年实践，这一举措确实颇具价值。帮助他们联系总理办公室，抢救遗址的当地人，就是这样一位留学生。可以说，这一个个重磅考古发现，是王建新团队数十年的努力成果，也是团队内部所有人鲜活的人生故事，更是中国在中亚考古领域争取话语权的过程。王建新屡屡在公开场合表示，丝绸之路考古不能只有西方视角，还必须要有东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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