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一百多年前，中国汉代使者张骞自都城长安出发，出使西域寻找月氏。这一壮举，成就了一条“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里程碑。

张骞出使西域两千一百多年后，王建新同样从西安出发，再次“寻找月氏”。这一文化之旅，让他成为首个进入中亚开展考古研究的中国学者。

从1999年开始，经过20多年的艰辛探寻，王建新和他带领的考古团队，沿着张骞出使西域的足迹，从甘肃到新疆再到中亚地区，取得了一系列首创性的重大考古发现，确认了中亚地区古代月氏、康居和早期贵霜文化的特征及分布范围，建立了《史记》《汉书》等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与考古遗存之间的联系。这些成果，不仅得到了在中亚工作的各国考古学家的关注，也为丝绸之路考古提供了广受认可的“东方视角”和“中国方案”。

用王建新的话说：“为用中国话语阐释丝绸之路历史提供了实证资料和科学依据。”

“中国考古一定要走出去”

“西安是古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也是我进入丝路考古的起点。”王建新头发花白，眉毛竖起，虽已年过七旬，说起话来仍然声如洪钟。

1978年10月，王建新考入皇冠登陆入口welcome历史系考古专业，1982年7月毕业后留校任教。1994年，王建新担任皇冠登陆入口welcome考古教研室主任，主持该校考古学科的建设工作。王建新说，皇冠登陆入口welcome的考古专业设立于195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第二所设立考古学科的高校。但是经过近40年时间，当时面临着严峻的学科发展困境，“学科特色和发展方向亟待明确”。

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李学勤先生专门托人带话给王建新：“皇冠登陆入口welcome考古一定要搞丝绸之路。”在经过大量调研后，王建新提出并确立了“立足长安、面向西域，周秦汉唐、丝绸之路”的十六字学科定位和发展方向。

王建新说，从皇冠登陆入口welcome考古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历程来看，本来就有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学术传统。中国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开创者黄文弼先生，曾经是皇冠登陆入口welcome历史系和边政系的教授。20世纪40年代，他作为皇冠登陆入口welcome的教授，多次前往丝绸之路沿线的甘肃和新疆开展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并参与调查发掘了张骞墓。

但同时，王建新也发现，中国考古学界对于丝绸之路的研究过去主要限于境内，对境外的研究很少。直到20世纪末，中国考古学界还没有走出国门。

时间到了1999年，在成都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年会上，王建新借着闭幕式发言的机会，呼吁“中国考古学应该尽快走出国门”“开展境外考古工作不能再等”。会上，王建新明确提出，应该首先在作为东西方文明中间地带的中亚地区开展考古工作。

王建新说，当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考虑。第一，从中国考古学科自身的发展建设来看，中国考古学界在中国考古学之外的领域几乎没有发言权，这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考古学科的地位极不相称。第二，从文明研究来看，当时国内的文明探源研究已经开始，研究中国文明如果不了解世界上其他文明，特别是中国邻近国家和地区文明的特征和形成、发展过程，就无法看清中国文明的特征和形成、发展过程。

在王建新看来，只有把中国放在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下看待，才能更清晰地认知中华文明的特质和优势，因此“中国考古一定要走出去”，而丝绸之路是首选。

沿着张骞的足迹寻找古代月氏

如何继承和发扬过去的学术传统，再次启动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工作呢？王建新选择了将寻找和确认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作为开展研究的切入点。

中国历史文献记载，古代月氏人在受到匈奴的打击后，从中国境内迁徙到了中亚地区。汉武帝时，张骞受命出使西域联合月氏人抗击匈奴，这是丝绸之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寻找月氏”，王建新认为是丝路考古的应有之义。

“选择月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受到国外同行的‘刺激’。”王建新坦承。原来早在1991年6月，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樋口隆康来皇冠登陆入口welcome作学术报告，精通日语的王建新负责接待和翻译。报告过程中，樋口隆康向台下的师生问道：“中国境内月氏的考古文化遗存在哪里？”现场众人面面相觑，无人能够回答。樋口隆康接着说：“要知道，中国才是月氏的故乡。”

“作为中国的考古学者，需要说清楚一支故乡在中国的游牧人群的历史踪迹。”王建新说，但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境内还是在境外，古代月氏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都没有得到确认。

王建新提出“两步走”方针，先在中国境内开展工作，寻找和确认古代月氏人在境内生活期间留下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在境内工作的基础上，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把工作延伸到境外。

根据《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月氏在国内的历史踪迹位于“敦煌、祁连间”。“敦煌、祁连间”到底在哪里？王建新仔细研读、分析历史文献发现，汉代文献中的祁连山，不是今天的祁连山，应该是现在的天山。

经过相应的学术准备后，2000年，王建新率领皇冠登陆入口welcome师生组成的一支考古队，走进茫茫戈壁。经过数年的探寻，2007年终于在新疆东天山地区发现了疑似古代月氏王庭遗址的“石人子沟（东黑沟）遗址群”。

“过去长期找不到月氏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是因为寻找工作的区域错了。”王建新说，无论是历史文献资料、考古资料还是环境资料都表明，汉代文献中的“敦煌、祁连间”不在传统认为的河西走廊西部，应该是指以新疆东部的东天山为中心的地区。“石人子沟（东黑沟）遗址群”的发现，让曾经谜一样的草原民族月氏的身影，在2000年后再一次闪现在世人面前。这一考古成果，也被考古界称为21世纪初新疆考古中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并入选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进入中亚势在必行

要继续追踪古代月氏，必须进入中亚地区。

王建新说，对于西迁之前的古代月氏考古学文化遗存的特征和分布地域，国际学术界此前没有共识。因此，寻找和确认西迁中亚后月氏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并将其与东天山地区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存进行系统比较研究，实现两者的互证，才能使我们的研究结论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2009年6月，王建新首次进入中亚地区，对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考古遗址进行了15天的考察，初步了解了两国古代文化遗存的分布状况和特征，为开展中亚考古工作奠定了基础。

2011年春季和秋季，皇冠登陆入口welcome与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组队，先后对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

由于没有专项经费的支持，在开始的几年内，王建新团队在中亚的工作只能是小规模的单位行为、纯学术活动，无法开展全面系统的工作。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此后，王建新的工作受到各界重视，获得了陕西省政府专项经费的资助，前期的积累很快转化为一个个考古成果。在中亚考古期间，王建新带着团队跑遍了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南部的西天山地区，逐步探索出“大范围系统区域调查与小规模科学精准发掘相结合”的研究范式：通过大范围系统区域调查，逐步熟悉研究涉及区域的地形、地貌和环境，逐步了解不同时期、不同类型文化的分布特征和规律。在此基础上，逐步了解已有研究的缺陷和空白，准确地抓住解决问题的关键。

利用这种范式，在乌兹别克斯坦西天山地区——国际学术界认为的“空白地带”，王建新团队有了重要新发现。

2015年和2016年，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西南的西天山北麓山前地带，王建新找到了属于康居文化遗存的“撒扎干遗址”，发掘了迄今规模最大的康居贵族墓。根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当年正是经康居抵达月氏。

以此为线索，2016年考古队在西天山以南发现了“拉巴特遗址”。王建新说，从墓葬形制、埋葬习俗来看，拉巴特墓地与中国新疆东天山地区的“石人子沟（东黑沟）遗址群”文化遗存面貌相似，而且该遗存在时间、空间和文化特征上，与中国古代文献所记月氏西迁巴克特里亚地区的历史相合，可以确认是古代月氏留下的考古学文化遗存。2019年“中乌联合考古成果展——月氏与康居的考古发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展出，引起国际学术界以及全球各大媒体的高度关注。2020年12月，“绝域苍茫万里行——丝绸之路（乌兹别克斯坦段）考古成果展”在故宫博物院举办。

从1999年开始，经过20多年的艰辛探寻，王建新带着团队在中亚考古研究领域取得一个又一个重要突破，使中国在丝绸之路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上有了发言权，甚至“决定权”。

【对话】

丝绸之路研究要有“东方视角”

游牧考古研究领域已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川观新闻记者：丝路考古对于我们认识古代文明提供了哪些新角度？

王建新：中国考古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是在研究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农业文化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对游牧文化的考古研究很不充分，研究工作不多，研究资料和成果有限，更缺少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创建。

古代游牧文化遗存研究是丝路考古的重点之一。那么我们该如何研究古代游牧文化？游牧考古研究需要什么样的理论和方法？

比如游牧人群“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这一观点流传已久，导致中外考古学家在研究古代游牧文化时，往往只进行墓葬的发掘研究，而忽视聚落遗址的存在。但实际上这里存在误会和偏见。游牧人群主要生活在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这一地带普遍的环境特征是纬度高，有很多地方海拔也高，冬季寒冷。对于游牧人来说，到了冬季，几乎所有人都要定居，定居就会有定居的场所和居住的房屋，就会形成大大小小的聚落。到了夏季，虽然大多数普通牧民开始过起“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但也有少数人仍然过着定居生活。从我们对古代游牧人群考古研究所获得的资料来看，游牧中有定居是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游牧人群普遍的生活方式。

古代游牧人群有定居的聚落，就会留下居住遗址。于是我们在国际上首先提出了游牧聚落考古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颠覆了对游牧生活的传统偏见，大大丰富了古代游牧文化的内涵和考古研究的内容，使我们在游牧考古研究领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同时，我们还发现，居住遗迹、墓葬和岩画，是古代游牧聚落遗址的三种基本文化要素。在过去的研究中，这三种要素被割裂，居住遗迹甚至被忽略，因此难以了解古代游牧文化的全貌。现在，我们必须将这三种要素作为游牧聚落考古研究的主要对象，进行“三位一体”的综合研究，这样才有可能全面系统地揭示古代游牧文化的面貌和特征，了解古代游牧人群的经济状况、社会组织和军事组织状况以及古代游牧人群与农业人群的关系等。

提供了丝路考古的中国方案

川观新闻记者：丝路考古对于中国的丝绸之路研究有何意义？

王建新：丝绸之路是人类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丝绸之路研究是国际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重要领域，丝绸之路的概念就是西方学者在19世纪提出来的。100多年来，西方学术界对丝绸之路地理、历史和考古的研究持续不断，积累了大量研究资料和学术成果，这一研究领域的话语权和研究的主导权也几乎都被他们掌控。

文明交流是双向的，丝绸之路是欧亚大陆东方和西方文明交往互动的大通道，因此，这一领域的研究不能只有西方视角，还必须有东方视角，只有将东西方视角相结合，才能建立起全面的认识，复原真实的丝绸之路历史。

经过20多年的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实践，我们逐渐形成和完善了游牧聚落考古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要在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中实现学术创新和超越，还必须抓住国际考古研究的重大课题，通过坚持不懈地努力取得进展和突破，推动我们在国际学术界获得话语权。古代月氏人西迁是丝绸之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古代月氏人的研究，是国际上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20多年来，我们在古代月氏文化的考古学探索方面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从国内到国外，从东天山到西天山，我们积累了大量第一手的考古资料，对国际学术界的一些流行观点甚至写入教科书的结论提出挑战，取得了许多阶段性的研究成果，获得了不容忽视的话语权。目前，我们正在利用通过多学科研究获取的信息和数据，完善我们的证据链条，使我们的研究结论最终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

我们也欣喜地看到，自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一些学术机构和学者走出国门，在中亚、西亚、南亚、北亚、非洲等地区开展了丝绸之路的沙漠绿洲之路、草原之路、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相关考古研究工作，取得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进展和突破，发出了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中国声音，提供了丝路考古的中国方案。

川观新闻记者：和国内考古相比，在中亚地区开展的丝路考古最大的挑战在哪里？

王建新：挑战有很多，比如语言，中亚地区已发表的考古资料多为俄语，还有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哈萨克等民族语言，对我们来说存在严重的语言障碍。虽然我们也通过编译工作和年轻一代学者的培养努力克服语言障碍，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更重要的，还随时面临着国际同行的“挑战”和“考验”。

比如，2014年春季，我们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盆地南侧的西天山北麓进行了考古调查。调查工作结束后的一天上午，我们遇到了国际公认的欧亚考古“三巨头”之一的意大利学者妥金。当时他很不客气地对我们说：“我们在这里调查了十几年，该弄清楚的都清楚了，你们还来干什么？”当天下午，我对着乌方合作伙伴和在场的法、德、意等国的学者做了本季度工作的总结报告。当他得知中乌联合考古队在他调查过多年的地方又取得新的突破性发现后，他的态度立马发生了转变，不仅邀请我们喝酒，还积极商谈合作研究。

2017年和2018年，我们发掘了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山前地带发现的“拉巴特遗址”，经过多方面对比研究，确认是古代月氏人留下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当时正好有一支日本的考古队，在离我们不远的河旁平原地带，发掘一处早期贵霜和贵霜帝国时期的城址。他们到我们的挖掘现场看了以后，质问：“你们发掘出的陶器跟我们发掘出的陶器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我们是贵霜的，你们是月氏的？”

对于日本学者质疑，我们以亚洲内陆干旱地区特有的古代农牧关系方式进行回答。游牧经济对农业经济有天生的依赖，很多东西自己不能生产，就需要进行交换。苏联学者在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就发现类似现象，盆地周边山前地带生活的游牧人群的陶器，来自盆地中心的农业人群，我们在新疆地区也发现类似现象。所以“拉巴特遗址”月氏人的陶器来自贵霜人。

随着西天山地区古代月氏人考古学文化遗存的确认，古代月氏人与贵霜人的关系成为必须探讨的新的关键课题。

贵霜帝国是曾存在于中亚和南亚的古代盛国，学术界此前一般认为，贵霜人是古月氏人的一支——也就是说，贵霜王朝是由月氏人建立的。

通过丝路考古，我们发现贵霜人的文化遗存，与已发掘的古代月氏人的墓葬形式、文化特征、经济形态、分布地域完全不同，贵霜人呈现出多种来源、多种宗教、多种文化等特征。经过大量研究，我们认为贵霜人是希腊巴克特里亚人后代的一部分，建立贵霜王朝的是贵霜人，不是月氏人。这是我们的新结论，也可以说是颠覆国际学术已有结论的一个新认识。

在丝路考古领域展现大国担当

川观新闻记者：开展丝路考古要遵循什么原则？

王建新：首先，要有尊重的态度，尊重所在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人民，尊重我们的合作伙伴。比如，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考古工作过程中，我们与合作方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及乌方参与合作研究的塔什干大学、泰尔梅兹大学的学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其次，在境外考古工作中，我们要有负责任的态度。考古工作不仅要获取科学研究的资料和信息，还必须做好文物的保护、展示和考古成果的社会共享。我们坚持对考古发掘现场进行认真的回填保护，为了有利于考古发掘现场的保护和展示，我们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撒扎干遗址一座大型墓葬的发掘过程中，修建了保护展示大棚。

作为在境外开展工作的中国考古工作者，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我们的言行代表了中国考古学科和中国人的形象。我常常跟队员说，我们不能在中亚进行只要资料不保护文物的“掠夺式考古”，我们以负责认真的态度和科学踏实的作风，赢得所在国合作伙伴和各界人士的尊重和信任，使我们的境外丝绸之路考古工作能为增进我国与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理解和人文交流作出贡献。

同时，在考古领域我们也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作为和担当。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的费尔干纳盆地，是古代丝绸之路的枢纽之地。但由于历史原因，这一地区的三国边界曾长期互相隔离，文化交流中断。我们进入中亚开展丝路考古后，在已有双边合作开展中外联合考古工作的基础上，于2019年3月，把乌、塔、吉三国学者请到了西安，大家就多边合作开展费尔干纳盆地的考古工作达成共识。当年9月，又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了首次中、乌、塔、吉四国联合考察和学术交流活动。在我们的牵头和努力下，形成了中外联合考古工作的新形式、新局面。

所以，丝路文明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正在不断续写。

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作贡献

川观新闻记者：面向未来，丝路考古应该如何向前推进？

王建新：研究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历史，就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它的现在，增进我国与相关国家的相互了解和理解、推动实现民心相通。这是丝绸之路考古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所作的重要贡献。面向未来，我们还要不断拓展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要依托中国古代文献2000多年来对古丝绸之路历史连续不断的记载，认真做好“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联合考古工作，真正用中国话语阐释古丝绸之路的历史。

第一，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我们的丝绸之路研究要有明确的学术目标，在全面了解已有研究资料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锚定丝绸之路历史及其考古研究中的重大学术课题，关注共建“一带一路”中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通过坚持不懈的考古工作获取第一手资料，不断取得能够填补研究空白、纠正偏见和谬误的重大研究成果，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学术支撑。

第二，要加强研究队伍建设。开展丝绸之路考古研究，需要源源不断培养一大批有国际视野和国际工作能力、能够掌握多国语言、能够深入研究和了解“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历史和现状的专家学者。

第三，要加强交流合作。古丝绸之路是人类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不断拓展丝路考古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需要同共建国家加强交流合作。比如，在联合考古中坚持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共享，形成共同发展的多赢局面，夯实长远合作的基础；对丝绸之路各条路线的遗产构成和分布开展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以负责任的态度做好遗产保护工作，积极分享我国大遗址考古、大遗址保护工作的理念和实践经验，促进和协助“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做好遗产保护工作。

【记者手记】

丝路上新的“凿空”壮举

这次采访是与王建新教授的第二次见面。前一次是在9年前的2015年，采访的地点在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撒马尔罕，当时他说，经过近6年努力，终于要有重大发现。后来，我们知道，他在这里找到了康居文化遗存。康居就是中国史籍中记载的“西域三十六国”之一。

这一次采访地点是在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西安，他的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办公室。2100多年前，张骞率领使团从长安出发，寻找西迁的游牧部落大月氏，经过10年的艰苦历程，经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地区的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哈萨克斯坦西南部至乌兹别克斯坦中南部），到达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和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南部）。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这一史实时，用了“凿空”二字，意为使“西北国始通于汉矣”。

如今，围绕丝绸之路已经形成国际历史学、考古人类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共同关注的重大学术课题。在王建新的努力下，曾出现于中国古籍、令后人神往的西域古国和人群，又一一被“重新发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建新的丝绸之路考古也是一次“凿空”之举，这一次他不仅找到了古代月氏留下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更为我们打通了丝绸之路研究的很多瓶颈。

【人物简介】

王建新，长期从事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秦汉考古、西部考古、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研究工作。现任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皇冠登陆入口welcome丝绸之路研究院首席考古学家，兼任中国考古学会丝绸之路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社科基金学科组评审专家等。先后主持国家大遗址保护专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等省部级以上项目十余项，成果曾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999年以来，致力于丝绸之路沿线考古和大遗址保护工作，经过长期艰苦努力，最终确认了《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的古代月氏和康居等文化遗存，取得了中国科学家在中亚考古研究领域的重要突破。

原文链接：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index.html?art_id=2829912879405729783&item_id=2829912879405729783&study_style_id=feeds_default&t=1724230307543&showmenu=false&ref_read_id=e053964e-eac1-4a45-b795-f3405d46c120_1724385321792&pid=&ptype=-1&source=share&share_to=wx_single